1993年11月3日，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情报界管理参谋研发协调办公室主任大卫·查沃尼亚（David
Charvonia）通过电子邮件列表发出了一份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论文征集通知。塔图·于勒宁（Tatu
Ylonen，广泛使用的SSH数据保护协议的发明者）对电子邮件列表中的同事做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加密相关性？还真是让你思考是不是应该保护你的数据呢。”这封电子邮件还确认国防承包商、高地论坛合作伙伴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负责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提交流程，论文摘要将通过一个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中央情报局研发办公室的杰基·布斯（Jackie
Booth）。图拉辛汉姆透露，到1997年，即谷歌成立前不久，当她还在斯坦福大学监督其搜索引擎软件的开发时，她的想法就转向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国家安全应用。她在其著作《商业情报和反恐中的网络数据挖掘和应用》（Web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2003年）的致谢写道，她和“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博士开始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讨论，将数据挖掘应用于反恐”，这个想法直接源自部分资助了谷歌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这些讨论最终发展成为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当前的EELD（证据提取和链接检测）项目。”因此，参与为谷歌提供种子资金一事的中情局高级官员和中情局-国安局承包商同时考虑到了数据挖掘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并产生了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实际推进制作工具的想法。正如图拉辛汉姆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表明的，她至今仍坚定倡导为反恐目的进行数据挖掘，但她也坚称这些方法必须由政府开发，并与民间自由律师和隐私权律师合作，确保建立健全的程序，防止潜在滥用。她指出，遗憾的是，随着收集到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误报的风险很高。1993年，当MITRE公司代表美国情报界发起并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时，弗吉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阿妮塔·琼斯博士（Anita
K.
Jones，MITRE的受托人）成为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五角大楼研究与工程的负责人。她自1988年以来一直是MITRE董事会的成员，从1987年到1993年同时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任职。她作为1993年至1997年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新负责人，联合主持了五角大楼的高地论坛，正是在此期间，谷歌在斯坦福大学在MDSS项目的资助下进行了发布前的开发。因此，当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讨论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反恐应用时，琼斯正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主任、高地论坛联合主席。那一年，琼斯离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职岗位上。次年，她加入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董事会，当然，也正是它们刚刚资助了布林和佩奇，同时，她也回到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她从国防部离职时，参议员查克·罗伯（Chuck
Robb）向琼斯致敬：“她让技术界和军事行动界齐心协力，共同制定了详细计划，以便在下个世纪也能保持美国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
理查德·扎尔（Richard N.
Zare）于1992年至1998年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包括1996年以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主席）。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联合资助了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1994年6月，身为斯坦福大学化学家的扎尔教授与杰弗瑞·乌尔曼教授（谢尔盖·布林的导师）一起参加了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和国家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论坛，讨论科学家需要展示他们的工作是如何“与国家需求相联系的”。这次论坛汇聚了包括“华盛顿内部人士”在内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EELD项目在琼斯的监督下受到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工作的启发，在布什执政时期，迅速调整并与一套进行全面监视的工具进行了集成。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官员泰德·塞内特（Ted
Senator，曾在该机构短期存在过的的信息意识办公室负责领导EELD项目）表示，EELD是一系列“有前途的技术”中的一种，正准备集成到“原型TIA系统”中。TIA代表全面信息意识（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部署的全球电子窃听和数据挖掘计划。这一计划是由伊朗门事件中的阴谋家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军上将制定的，他于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新的信息意识办公室的负责人。共有26家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具体数目仍然保密），以推动2002年后的全面信息意识监视计划，其中包括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该计划包括“基于行为的分析”、“自动检测、识别和跟踪”恐怖活动，以及其他数据分析项目。此时，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兼首席科学家是约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布朗和波因德克斯特都是五角大楼高地论坛的参与者——其中布朗直到最近仍然定期参加论坛活动。据称，在全面信息意识计划遭到媒体曝光后，它于2003年因公众反对而终止，但次年，波因德克斯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防和安全官员一起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五角大楼高地集团会议。同时，泰德·塞内特继续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管理EELD项目及其他数据挖掘和分析项目，直到2006年他成为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副总裁。他现在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雷多思的技术人员。
谷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资金追踪
早在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之前，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就与美国军事情报界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1984年11月5日，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爱德华·费根鲍姆教授（Edward
Feigenbaum）的办公室致里克·斯坦海瑟的一封信就为后者指明了斯坦福大学启发式编程项目这一方向，信中还称斯坦海瑟为“人工智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由五角大楼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提供资金的一次承包商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中包括了斯坦海瑟，他是所谓“OPNAV
Op-115”的代表——这指的是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作战准备计划，该计划在推进军队数字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五角大楼高地论坛接待了思科公司的互联网副总裁苏·博斯特罗姆（Sue
Bostrom），她和谷歌的投资者贝托尔斯海姆及切瑞顿一样，都是思科的董事会成员。论坛还接待了时任花岗岩公司管理合伙人的劳伦斯·祖里夫（Lawrence
Zuriff）——这时贝托尔斯海姆和切瑞顿已经将该公司出售给了思科。祖里夫曾在1993年到1994年间担任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承包商，与五角大楼——特别是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合作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当然，1994年，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和净评估办公室都参与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的建立。祖里夫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任职期间的成果之一是一篇名为《理解信息战》（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War）的论文，发表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资助的美国陆军军事事务变革圆桌会议上。
